素书

《素书》原文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一千三百六十字,是一本类似“语录”体的书,相传是秦朝末年著名的隐士黄石公所著。《素书》语言高度凝练,内涵极其丰富,对人世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趋势观察细微、体会深刻;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学会为人处世、理家经国、趋吉避凶、成就大业总结出一整套法则和经验。
道微世衰
原文:“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
 
“山将崩者下先隳”是一种自然现象,主要是因地震、地壳运动所引发的山体崩塌。而平时经常发生的则大多是由于持续大雨,造成岩石或土壤吸收了大量的水之后,导致岩石或土壤内部的摩擦力降低,造成其稳固性下滑所出现的山体滑坡,也称之为山崩。
 
不过,无论是山体滑坡、塌方,或者是地震、地壳运动,起因都是山体底部或内部发生变化所形成的。
 
“隳”是毁坏的意思。例句有: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贾谊《过秦论》)
 
“国将衰者人先弊”中的“弊”在这里有三种解释:
 
一是 “害” 。例句有: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词语有:弊病,弊害。
 
二是 “坏” 。例句有: “变更天下之弊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词语有:弊事(恶事),弊人(卑鄙的人)。
 
三是 “乏” 。例句有: “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贾谊《过秦论》)
 
以上三种解释,《素书》中的这个“弊”应属于哪一种解释呢?分析认为,这个“弊”指的是人,在这里应理解为“坏”。意思是,国家会从兴盛转向衰败,必定是执政者的行为发生了改变。如,由勤变懒;由俭变侈;由虚心纳谏变一意孤行;由崇贤敬士变远忠近谗。由此产生的政局是坏人当道,恶人得势,世风日下,好人遭难。
 
其实,这个“弊”在这里也含有“乏”的意思,即由于统治者不顾百姓生死,导致民众身疲力乏,不堪重负。
 
“国将衰者人先弊”的意思是:国家之所以会由强转弱,由盛转衰,由兴转亡,究其原因,必然是执政的国君在思想上、信念上、行为上发生了由正确变为错误,由积极变为消极,由有道变为无道的改变。
 
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 意思是:世风衰败是因为王道衰微所形成的,就会产生出荒谬的邪说和残暴的行为,就会有国君杀害大臣以及大臣杀害国君的事发生。
 
明朝后期,自武宗朱厚照之后,除穆宗朱载垕以能臣张居正为首辅,开展以 “安民生、足国运、正士习、纠官邪” 为内容的 “革弊施新” 改革,使得历经武宗、世宗两朝一度面临颓废的明王朝出现转机;以及“亡国之君”崇祯帝继位之初踌躇满志,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匡正厥失。并在此基础上,大刀阔斧清除阉党、恢复朝政、经略辽东、收复失地,试图凭借自己的满腔热情能够力挽狂澜,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之外,余下的几个皇帝不是信道崇奸,就是怠于朝政。
 
明世宗朱厚熜正德十六年(1521年)即位。即位之初,世宗倡守“革故鼎新”,可惜好景不长,改革尚未深入即半途夭亡。而此时的世宗信奉道教,遍寻各方术士,并延入宫中,广设道场,终日与方士谈经论道,烧炼符咒,甚至选用少女摧残蹂躏,以获取所谓炼药原料,炼制“先天丹铅”的“延年药”。
 
朱厚熜崇信方术,一心奉道,除方士外与大臣很少接触。史料记载:朱皇帝 “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海瑞·治安疏》) 。朝政由严嵩父子把持,时人称其为 “文武管家” 。严嵩执政期间,培植亲信,打击异己,卖官鬻爵,市权纳贿。历史上认为,严嵩专政的14年是明世宗统治的最黑暗时期。
 
由于明世宗信任奸邪,不理朝政,致使朝廷财政危机,嘉靖二十八年之后,每年中央财政亏空达到三百万两白银。《明史·世宗本纪》评价嘉靖年间朝政时说: “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财政危急最终转嫁到百姓身上,把人民群众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嘉靖二十年(1541年)御史杨爵曾上疏报告朝廷: “臣巡视南城,一月之中冻馁死八十人。” 如按当时京师五城累计,当在400人左右。《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顺天府尹刘几上奏说: “(京师)宛(平)、大(兴)二县有全里逃亡无一丁者。” 说明京郊有整个村庄的百姓都逃亡外地,全村空无一人的现象发生。《明史》记载:山西布政史王宗沐在朝觐时,论及岁祲,更是一幅触目惊心图景: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于兹,百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 说明当时山西灾害十分严重,各地都遭遇荒年,而太原又最为厉害,百里之内三年没有听到鸡的叫声,现在出现了人市,父卖子、夫卖妻,以求一饱。
 
由于世宗“道微”,无疑导致了“世衰”,嘉靖朝出现了 “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海瑞集·治安疏》) 的民难国衰情景,从此大明王朝开始了由强转弱,由盛转衰,世人皆言: “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海瑞·治安疏》) 。“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告诉嘉靖皇帝,普天下的人对陛下不满已经很长久了。
 
“国将哀者人先弊”,《素书》中的这句话,如果用在嘉靖身上,则是再恰当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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