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礼章

注曰：安而履之为礼。
王氏曰：“安者，定也。礼者，人之大体也。”此章之内，所明承上接下，以显尊卑之道理。
本章为全书的总结，在讲述了道、德、志、义之后，将做人成大事的立身之本归结为“礼”，也就是做人处世的规律和原则。人生在世，竞争激烈，路途坎坷，充满艰难险阻。这里告诉你的就是趋利避害、发展自己、占据优势、成就事业应该注意的规律，把人生中安危祸福、贫富贵贱的来源和道理剖析得淋漓尽致。
原序 全文 目录 解读 简介 成书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
招人怨恨往往在于不能宽容别人的小过错。凡是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必然有他的缺点。如果当领导的，平时做人处世，对别人无关紧要的小过失、小毛病百般挑剔、吹毛求疵，似乎自己永远正确，那么，就会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和面子，怨恨不满的情绪也就会随之而产生。所以，待人处世应该常怀宽容之心。 《尚书》说：领导和驾驭众人应该有宽容的胸怀。 祸患是由于没有事先谋划好。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在做事之前没有对未来的预测，那么，事情的发展变幻莫测，到了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准备而只能仓促应付，事情就难以办成。所以，必须记住“凡事预则立”的道理。
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幸福是善行的积累，祸患则是恶行的积累。 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并非总是报应在眼前，它的后果一般常在将来体现出来。孔子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是在泽被三代人之后才会消失。”周朝由于文王的先人和子孙累世积德，才会有八百多年的江山；秦始皇以霸道得天下，政权只维持十五年。国家大事是这样，个人、家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所以，做人做事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大度的胸怀，不能只看眼前，争一时的小利，不顾未来。试看古今中外有大成就的人，无不如此。 《淮南子》说：君子不认为善小不足以为之就不为，小善可以积累成大善；也不认为恶小做了没什么就去做，小恶积累起来就是大恶。羽毛积累起来可以沉船，轻的东西多了也可以压断车轴。所以，君子对小事都很慎重。又说：祸和福都是自己造成的，祸福同门，利害为邻，不是圣人就很难分清。
饥在贱农，寒在堕织。
百姓饥饿是因为不重视农业生产，不重视农民。百姓冬天寒冷，是因为懒惰，不勤于纺织。衣和食，是天下的命脉，是富强的根本。
安在得人，危在失上。
国家的安定在于善于用人，国家的危机在于用人不当、错失人才。周用姜太公，汉用张良、韩信、英布、彭越，都是得人。项羽不用韩信、英布、彭越，罢黜范增，都是失士。 总之，不论治国，还是经营企业、谋划事业，得到人才就能成功，失去人才就会失败。
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富裕在于有长远的打算，着眼于未来；贫穷是因为不善于把握时机，抓不住机遇。尧提倡节俭，魏国的李悝变法，越王勾践十年生养积累，都是着眼于将来的谋略。 所以，富与贫的道理还是在于眼光和努力。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就可以致富，而懒惰奢侈，不务正业，必然贫困。
上无常躁，下多疑心。
做领导的做事没有准则，变化无常，不讲操守，下面的人就产生疑心。 《左传》说：在上面的没有一定之规，在下面的就无所适从，这是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源。 所谓：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大到国家的治理，小到企业、单位的管理，当领导的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稳重谨慎，要为下面的人树立好的榜样，而不能随便轻浮、朝令夕改。 老子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安静是躁动的主帅，因此君子每天行走，都离不开载重的车辆，虽然过着华丽的生活，却处之泰然。为什么作为大国的君主，治理天下却轻率躁动呢？轻率就失去了根本，躁动就失去了主体。
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对待上司或者上级要尊重，轻视或者不尊重他们对自己没有好处。做领导或者上级的，也要尊重属下的人格，不能有欺侮或慢待的言行。领导和下属之间都应该以平等和理解的心态对待彼此。能做领导的人，自然有他的长处，他的地位也需要受到尊重；做下属的，也不一定久居人下，也有自己的人格和才能。 轻视领导就失去了礼节，慢待下属就失去了恩惠。没了礼节就产生恶感，而没了恩惠也就没人亲近。 所以，上下之道，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礼节。
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大臣如果得不到信任、重用，远离中央的地方官吏也会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中央的高官就没有威信，就不好办事。所以，中央的领导要敢于用人。齐桓公放权于管仲，称霸一世；刘玄德委政于孔明，终成鼎立；唐太宗以魏征为鉴，才有贞观之治……这都是历史的明证。 另一层含义是相反的，是说中央领导身边的大臣如果不尊重中央政府，那么地方的领导就会对中央政府产生轻视的心理；中央的大臣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指示，地方上就更不尊重中央政府了。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失去了威信。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没有自信的人，对自己都疑神疑鬼，就不可能相信别人，也听不进人家的忠告良言，这就是昏庸糊涂；有自信的人，绝不会轻易怀疑别人。 自疑同时又怀疑他人，是由于对局势看不清、情况摸不透，没有把握；自信还能相信别人，是由于全局在胸，先机在手，胜算在握。
枉士无直友。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欢阿谀谄媚、行事奸邪的小人，就不会有真诚善良的朋友。做领导的喜欢听好话，就自然会有吹捧奉承之徒来接近他；喜欢美色，就自然有人投其所好，送来美女。 所以，要交到真诚的朋友，有忠心的下属，自己首先应该做人正直。
曲上无直下。
常言说：“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居高位者品德不端，邪癖放浪，身边就会聚集投其所好的奸佞小人或臭味相同的怪诞之徒。楚王好细腰，国人尽饿死；汉元帝庸弱无能，才导致弘恭、石显这两个奸宦专权误国；宋徽宗爱踢球，因重用高俅而客死他乡；唐敬宗的宰相李逢吉死党有八人，另有八人为其附庸，凡有求于他的，必先通过这十六人，故被称为“八关”、“十六子”……一部中国历史，如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所以，不讲仁义、没有德行的领导，就没有敢说真话的部下。人没有好朋友的帮助，不能立身于天下；做领导的没有贤德的部下，也一定会失败。
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国家，找不到德才兼备的贤人；在政治腐败、治理混乱的国家，没有善良的人。不是说真的没有贤人和善人，而是因为在那样的局面和社会风气之下，奸人和小人才吃得开；善良的人不愿意同流合污，必然受到迫害，真正有才干的人也不会受到重用，所以，只能选择逃避了。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这里讲的依然是人才对于事业的重要。做领导的，不但要有求贤若渴之心，而且要有厚禄高薪养才之意。 只要是人才，他的才干必然不同于普通人，他的要求也自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对待，没有优厚的待遇，留不住人才。 《吕氏春秋》说：最高明的人发现人才，中等的人善于做事，最差的人才着眼于发财。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把宝剑，不如得到一个高明的铸剑人，得地千里，不如得到一个圣人。
国将霸者士皆归。
国家有了称霸的迹象和打算的时候，有才能的人就争相来归附。因为当一个国家处在上升过程中时，需要大批的人才，而那些有才能的人看见了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机会，就会前来投奔。所以，在历史上，每个处于兴盛中的国家，无一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吕氏春秋》说：土地从属于城市，城市从属于人民，人民从属于贤者。
邦将亡者贤先避。
和上面的情形相反，一个国家正在走下坡路的、将要灭亡的话，贤明的人将纷纷逃离故园，避难他乡。正在衰败中的国家，真正的人才都得不到重视和使用，奸臣当道，小人横行，他们只有选择离开或者装糊涂了。所以，历史上正在走向灭亡的国家，大都人才凋零。
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
这里继续引申吸引人才的道理：如果做领导的自身无德无才，气量狭窄，就无法吸引人才，有了人才也不会利用。正如：土壤不肥沃，生产不出甘美之物；水浅的地方，游不来大鱼；没有枝叶的树木，引不来大鸟；树林不茂盛，藏不住虎狼之类的大野兽。
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山太高了容易崩裂，水太满了容易外溢。这里的意思是，做人不能骄傲自满，应该谦虚为怀。 骄傲的人气量狭小，谦虚的人恢弘大度。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当人处在危难困苦之时，大多数人会警策奋发、励精图治；一旦发达，便放纵骄横。因此古今英雄，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创业者众，守成者鲜。这也是人性之常有的弱点。 《淮南子》说：物盛则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应该谦虚，多闻善辩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无知，勇敢而有毅力的人应该知道有所畏惧，富贵的人应该节俭，德施天下的人应该礼让。如果违反了以上五个方面就有危险。
弃玉取石者盲。
抛弃美玉，怀抱顽石的，实在是有眼无珠的瞎子。虽然有用人的打算，但不能区分人才的高下优劣，甚至宠信奸佞而远离贤臣，这就和扔了美玉、留下顽石一样的愚昧无知。
羊质虎皮者辱。
本来是羊，却披上一张虎皮，装出老虎的威严，但伪装迟早会揭穿。这里的意思紧接上文，就是要善于观察人，不能被人的外表所迷惑。有些人善于伪装，外表冠冕堂皇，但内心是虚弱的，所谓色厉内荏是也；有些人样子像谦谦君子，满口的仁义道德，但行为却改不了小人的猥琐和卑鄙，因为人的本性难以改变。
衣不举领者倒。
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做事情要有章法，讲规矩，不能乱来，就像穿衣服的时候，应该让领子在上，如果把领子弄到下面，就穿乱套了。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经营企业也要有规则、有法度，分清上下先后，才会秩序井然、有条有理。 其二是说，做事情应该分清主次，区别纲目，抓住中心和关键。领子就是衣服的纲，抓住了领子衣服才齐整，所谓纲举目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鬼谷子》说：做事情成功的关键在于控制别人，而不能被人家控制；控制人就要掌握权力，被人控制就失去了命脉。 《韩非子》说：救火的时候，如果领导一个人拿着水壶去救火的话力量很小，但如果他拿着鞭子驱使人就可能有一万人来救火。 《淮南子》说：虽然占据了优势的人，他所拥有的看上去不多，但实际上却很多；他所持守的很简单，但所控制的范围却很广阔。所以，一根木头可以支撑起一个千钧重的屋子，不足五寸的钥匙可以打开厚重的城门。这和材料的大小没关系，是因为所处的地位关键啊。
走不视地者颠。
这里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走路的时候，眼不看地，而是仰面望天，没有不栽跟头的。这句话是说应该看下面的时候，就不应该看上面，上下的顺序不能颠倒了。其二是，做事情应该脚踏实地，早打基础，早做谋划，扎扎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才能无往而不胜。 《淮南子》说：成就一件事情很难，失败很容易；建立好名声很难，而毁了自己很容易。千里长堤，可以毁于小小的蝼蚁，很大的屋宇可以被烟囱里的火焚烧。所以，尧告诫自己：战战兢兢，日慎一日。
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房子的梁柱不坚固，房子就容易毁坏。辅佐国家的大臣软弱无能，国家就会衰败倾覆。这里强调的，还是人才对于国家或者事业的重要性。 《易经》说：德行很薄位置却很尊贵、智慧不够图谋却很大、力量不大负担却很沉重，这种人没有不失败的。 《管子》说：大木头不能放到薄墙上。
足寒伤心，人怨伤国。
脚底下寒冷就会伤害全身心；老百姓有了怨恨之心，国家就要衰败了。 中医的理论，人感应天地之气最直接的部位是脚，因为双脚天天与大地接触。地气是通过脚流注全身的，人若中气充和，则身心安泰；中气不足，则易受伤害。脚之于人，犹民之于君。人无脚不立，国无民不成。足为人之根，民为国之本。可惜人们往往尊贵其头面、轻慢其手足，就像昏君尊贵其权势、轻慢其臣民一样。
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
山要崩溃的时候，下面的根基先毁坏。国家要衰弱的时候，民生必先凋敝。古今中外，使人民富裕安乐的国家没有遭遇灭亡的。所以，天下大治之道在于养民、安民，欲国强必先富民。与民争利，横征暴敛，国家就危险了。
根枯枝朽，人困国残。
树根枯烂，树干和树枝必然朽坏；百姓贫困，国家必然残破。 秦、隋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只因筑长城、开运河榨尽了全国的民力、赋力。
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
历史的经验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不能重蹈覆辙。跟随前面翻车的人走同一条轨道，也要翻车；与前代亡国之君做同样的事，也要灭亡。汉武帝不记取秦始皇因求仙而死于途中的教训，几乎使国家遭殃，幸亏他在晚年有所悔悟；唐昭宗不以汉末宦官专权为鉴，同样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见已往，慎将来；恶其迹者，预避之。
这里依然是警告人们要以史为鉴，注意吸取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谨慎地做出重要的决策，对已经出现失败迹象的事情，早做预防，趋吉避凶。 《淮南子》说：圣人谨小慎微，行动不失时机。又说：一般人都知道预防灾患，却不知道怎么样防止灾患发生，实际上，避免灾患发生，要比事后救灾容易。又说：好的医生在没病的时候就治疗了，所以，病就不发作；圣人在没有祸患的时候就着手治理了，所以，国家就没有祸患。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所谓：正反相生，祸福相依。危机往往潜伏在成功的背后，所以，人要有忧患意识，担心危险的才能安全，害怕灭亡的才能生存。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就会吉祥喜庆，否则凶险莫测。有道德的人，无心求福，福报自来；多行不义的人，有心避祸，祸从天降。只要所作所为上合天道、下合人道，自然百福眷顾，吉祥长随。反之，百祸齐攻，百凶缠身。这里并没有神灵主宰，实为自然之理、因果之律。 所以说，成败在谋，安危在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只有居安思危、处逸思劳、心存善念，才能无往而不利。 《淮南子》说：圣人为善，不是为了出名，但名就随之而来，不是为利，但利也自然来到，这就是“有道则吉”。 《吕氏春秋》说：自己的行为失去了德行，名声自然就不好了。所以百丈高的松树先被伤了根，然后上面才枯槁，这就是“无道则凶”。 《淮南子》又说：了解自己的不埋怨别人，了解命运的不埋怨天，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决策正确，才没有祸患。而没有深谋远虑，就不能避免眼前的担忧。 这里还是接着上文，讲述立身处世的大原则，阐述祸福存亡的道理。人生在世，立身为本，处世为用。立身要以仁德为根基，处事要以谋略为手段。若以仁德为出发点，同时又善用权谋，有了机遇，可保成功；如若时运不至，亦可谋身自保，不至于有什么险恶的事发生。只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谋虑的人，就连眼前的忧患也无法避免。俗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同志相得，同仁相忧。
本文和以下的14句是总结人与人的利害分合、相争相斗、贵贱胜败的道理。无论结交朋友、谋划事业，领导属下都不可不深刻领会。 志向相同的人，自然情投意合，都怀有忧患天下的人道主义，也必定能患难与共。
同恶相党。
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恶人肯定要党同伐异，勾结在一起。据说商纣王的奸臣恶党数以万计，春秋时期的盗跖聚众九千。汉献帝时，十常侍结党营私，导致天下大乱。
同爱相求。
有相同爱好的人，自然会互相访求。晋惠帝爱财，身边的官吏全是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秦武王好武，大力士任鄙、孟贲加官晋爵。燕王喜欢贤德之人，就筑黄金台，招纳英雄豪杰，国家因而富强。隋炀帝喜欢美女，就建摘星楼宠爱萧妃，导致国破家亡。 大凡有所痴爱的人，性情一般都比较偏激怪诞。这种人往往会情被物牵、智为欲迷，这是人性的弊病。
同美相妒。
都是美人，就相互嫉妒，同为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丽，彼此总要争风吃醋；都是有才干的大臣，就相互争宠，相互倾轧。
同智相谋。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智谋和权术相当的人，一定会相互谋划算计对方，视对方为敌手。
同贵相害。
同样的富贵发达，具有同等权势地位的人，往往相互排挤，彼此倾轧，甚至不择手段，相互残杀。
同利相忌。
追逐共同的利益就相互疑忌；以致相互迫害。
同声相应，同气相感。
有共同语言的自然易于沟通，愿意彼此呼应。气韵、旋律相同的就会相互感应，发生共鸣。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和宫、商、角、徵、羽五种韵律，融合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中，有相同属性的则相互感应。人也一样，共同的志向和爱好才能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
同一类人相互依存，主义和信仰相同的人相互亲近，灾难相同则相互帮助。这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残酷而势力的一面：他们的相互救济和支援，并非出于口头上叫喊的仁义之类动人的口号，而纯粹是共同的利害关系使然。所以，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
同道相成。
所谓道不同者不相与谋，只有志同道合者才可以托付大事。
同艺相规，同巧相胜。
所谓同行是冤家，操同样的技艺、做同样职业的人，往往相互嫉妒，竞争激烈，瞧不起对方。这既是人性使然，也是饭碗使然。
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上述种种人事兴衰成败的经验，并非人力可为，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或因形势所逼，或因人性使然。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对这些道理有深刻的洞察，凡符合这些道理的，就顺势发展；凡违背这些道理的，就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释己以教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顺。
自己做不到，却要求他人做到；对自己放松，却对他人严格，这就违背了常理，成不了大事。只有自己先以身作则，才能诱导和感化别人去做，这样就事事顺遂。 老子说：“一个国家的法令愈是苛暴繁杂，强盗奸贼也越多。”这是因为逆天道而教导民众，就要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老子还说：做人主的清静无为，老百姓自然而然会走上文明的轨道；做人主的清心寡欲，老百姓自然而然会温顺安分。顺天道而以德化人，国力、民风必将日益改观，天下大治、富强繁荣的局面也会不求而至。
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如果违背天地人世的常理，就不能领导别人，也难以让人家跟从你；而顺着常理去做，什么事情都简单易行。别人不跟从就产生混乱，简单易行做什么都可以成功。 天道、地道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其实是非常简单明白的。圣人推崇的人道也是一样。顺从太阳的晨起暮落、月亮的盈亏圆缺，才有昼夜四时的循环；顺应宇宙阴阳的法则、万物生死交替，自然界才会有永不止息的无限生机；效法山川的高下，人类就应有等级秩序。这些都是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客观规律。 按照国家的地理疆界，划分出中国和邻国的分野；根据人的德才品行，授予相应的官职；依照人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去做各种具体工作；根据业绩和功劳的大小给予合理的奖赏；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征收税赋；根据血缘关系来制定辈分长幼的伦理秩序。这就是圣人法天象地而推崇的社会的客观规律。 上古有名的大力士乌获力大无穷，但让他拉住牛尾使牛走，一天都走不出一丈远。可是如果用桑木做成圆环穿在牛的鼻子上，用三尺长的绳子系在脖子上，小孩子也能随意牵着牛走，就有如风行大泽一样随心所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合乎规律，局势顺利，才能所向无阻啊！...
详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如果能够按照上面说的去做，无论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还是经营家庭、事业，或者治理国家，都可以办到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法很多，但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人的性格和感情深不可测、变化多端，或者智谋不够，或者缺乏见识，或者为物欲迷惑，或者顽固偏执，或者迷于虚名，或者贪恋权钱，所以阻塞了聪明，蒙蔽了心智，从而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这是多么可悲啊！ 上述六章，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阐述得完备而精详，让你洞察时事，领会事物的发展趋势，了解祸福得失的法则，明确进退成败之道，无论修养自身、经营事业，还是为官从政，都能够得心应手、无往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