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是“ 所行道也 ”。意思是人们行走的道路。那么从何时起，“道”进入政治哲学领域的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老子开始的 。

 

“道”是老子的哲学思想，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认为“道”是“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的恍恍惚惚、无处不在的隐形影像；是不可以语言表达的空虚无形的自然物体；是能小中见大，洞悉一切奥妙之门的把手。

 

老子的道学思想同时也深入法家的思想体系中，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韩非子·主道》） 韩非子的意思是：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定是非的准则。因此，贤明的君主只要能把住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物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行动的善恶。在这里，韩非子把“道”看成是君王治国御臣的准则和方法，把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与此同时，韩非子还对“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 所以韩非子认为“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子认为“德”是“道”的功效。从而导致人们的抽象思维又有了新的飞跃，对实现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不仅法家讲“道”，兵家也讲“道”。一部《孙子兵法》始终贯穿着“道”的宗旨。所不同的是，道家、法家讲“道”含蓄内敛，而兵家则明确实际，将抽象化的“道”演变得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孙子兵法》中的“ 存亡之道 ”的“道”指的是利害关系和最终结果；而“ 主孰有道 ”的“道”则是指国君的品行和声望是否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能否达到“ 上与下同 ”。另外关于孙子所主张的用兵有道的“道”则是“理”，用兵有道就是用兵有理，用兵有理就是“师出有名”。

 

兵家同时还用“义”来解释“道”。例如“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个成语虽然出自孟子，但兵家经常把“得道”和“失道”的“道”解读为正义与非正义，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儒家很少讲“道”，甚至对“道”的理论有些排斥，孔子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意思是“道”是从人的精神里演化出来的，而“道”自身不会对人的才智品行发生作用。这与老子提出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道”的哲学思想是老子最先传授开来的，其实不然。根据史料记载，将“道”应用在政治哲学上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06年。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国武王熊通为了征服汉水以东地域，准备发兵攻打随国（今湖北随州一带），战斗之前，楚武王为了麻痹迷惑随国，预先组织了一次和谈。和谈之前，楚国大夫斗伯比（楚若敖熊仪的儿子，楚武王熊通的叔叔，任楚国令尹，为楚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对楚武王说：“楚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占据优势，原因完全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扩军备战，用武力威逼，他们由于害怕，这些小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不容易离间和分化。”

 

楚武王听了斗伯比的话后问道：“那依你该怎么办呢？”斗伯比接着说：“在汉水以东的国家中，随国最大，如果我们能够设法让随国自高自大，鄙视那些小国，小国就会对随国产生不满，他们之间就会离心离德，如果这样，就对我们楚国十分有利。”

 

楚武王接着问斗伯比，怎样才能使随国骄傲自大呢？斗伯比接着说：“这次随国来和谈的是少师（官名：少师、少傅、少保，‘三少’是随国当时最高行政官员），这个人骄傲狂妄，如果君王能利用和谈的机会，把我国优势掩盖起来，用疲弱的士卒展现给少师，就能让他更加骄傲自大。”大夫熊率且比对斗伯比说：“随国有季梁在，我们这样做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楚国熊率且比提到的季梁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讲随国只要有季梁在，斗伯比的计谋就不会发生作用？

 

季梁，湖北随州人，出生年代史料没有记载，据推测，季梁大约生于公元前750年左右，是春秋初期随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被后人尊称为我国南方第一文人，诗人李白曾称赞他是“ 神农之后，随之大贤 ”。

 

随国有季梁这么一位计高谋远的贤巨，所以楚大夫熊率且比认为斗伯比的计谋可以骗得了少师，但骗不了季梁。但斗伯比仍然很自信，对武王说：“少师在随国很得国君信任，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下一步着想，是作长远考虑。”最终武王采纳了斗伯比的意见，故意把军容搞得杂乱无章，然后在军中接待少师。

 

少师看到楚国混乱的军营，疲弱的士卒，果然信以为真，回到随国后，把他看到的乱七八糟的楚国军事情报绘声绘色地向随侯作了汇报，然后建议随国马上出兵追击楚军，正当随侯同意少师的意见，准备下令出兵时，季梁站了出来，连忙进行阻止，他对随侯说：“君王何必着急呢？楚国的疲弱是假的，他是为了欺骗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为了进一步说服随侯，季梁又说：“ 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左传·桓公六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据臣所知，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义而大国邪恶。什么是道？就是忠于百姓而信仰神明。高高在上的国君时时想到造福百姓，这就是忠；主持祭祀的史官真实不欺的祷告，这种行为就是信。

 

季梁说的“道”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的“道”。季梁认为：造福百姓就是忠，忠于百姓就是道。在2700多年以前，季梁就已经把“道”的内涵升华到一个最高境界：“忠于民。”

 

“忠民”思想虽然与“爱民”“亲民”比较接近，但实质却大相径庭，不同点就在于所谓的“爱民”“亲民”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正官民关系，依然是把自己摆在上位，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平民百姓。而“忠民”则不同，它与“为民”是近似的，都是把民众当作真正的主人，把自己摆在下位，用好仆（公仆）对待主人的态度。

 

遗憾的是，季梁“忠民”的道学理论并没有传承下来，反而被后来的儒学反其道而用之。“忠民”变成了“忠君”，一正一反，正好迎合了历代帝王的需求，以致“忠君”理论得以发展和延续，而“忠民”思想则随着老子的道学理论的诞生而灰飞烟灭，无影无踪。

 

可能有人认为：季梁的“道”有两层含意，一层是“忠于民”，还有一层是“信于神”，那么“信于神”又当如何解释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季梁在与随侯的对话中找到季梁关于“信于神”是什么含义的答案。

 

季梁说：“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随侯说：“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言不信？ ”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于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梁认为现在国君安图享受，没有节制，而百姓却挨饿没有饭吃，而那些史官和庙祝用虚假的谎言和阿谀之词来祭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样怎能获得成功？而随侯对季梁的话不以为然，他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是精挑细选，膘肥体壮，甚至连毛色都是一致的，其他祭品五谷杂粮十分完备，我这样做难道还不能得到神明的信任吗？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明的主人，因此古代圣王都是首先团结好百姓，然后才专心于神灵的事。

 

季梁虽然把“道”分解为“忠于民”和“信于神”两个方面，但季梁认为“信于神”是次要的，而“忠于民”则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民是神的主人，只有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然后才是祭祀神明。而祭祀神明也是为了向神明告知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请神明放心。

 

如何向神明告知老百姓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呢？季梁接着对随侯说：“在祭祀的时候，奉献膘肥体壮的牲畜，要告诉神明百姓都已经很有财力；奉献祭器里的谷物，要告诉神明百姓安乐而五谷丰登；在奉献甜酒时，要告诉神明全体君臣上下对待百姓都施行美德而没有邪恶之心。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说人心没有邪念。为了能使百姓乐和，所以要专心农耕，发展生产，务其三时，修明五教，亲和九族，要用实际行动来祭祀神明，这时国家做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如今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鬼神没有了主人，仅由君王一个人祭祀神明，哪怕祭品再丰盛，态度再虔诚，也不会得到神明降福。”随侯听了季梁的话后很害怕，于是专心于本国之“道”，未出师楚国，楚国也没敢攻打随国。

 

从以上内容来看，季梁关于“ 信于神 ”的前提是“ 民为神主 ”，而“ 民为神主 ”的前提是“ 忠于民 ”，所以季梁要求君王：为了能使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一定要搞好经济，发展生产，保证老百姓丰衣足食。同时还要务其三时，修明五教，亲和九族，用实际行动来祭祀神明。

 

那么季梁说的“ 三时、五教、九族 ”是什么意思呢？

 

季梁所说的“三时”指的是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也就是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人解释“三时”是春、夏、秋三个季节，意思是季梁说这三个季节里老百姓要勤劳务农。这个解释与季梁的本意相去甚远，因为季梁谈话的对象是国君而非百姓，所以季梁所指的是国君和大臣都要长远树立“忠于民”的思想。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并非是一时，或者是一阵子的事，而是要长长久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下去。

 

而“五教”指的是“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九族”则是泛指亲属关系。季梁认为君王和官员不仅要发展经济，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要加强思想建设，做到父亲要像个父亲，母亲要像个母亲，兄弟要分长次，子女要尽孝道，亲属之间要和睦相处，家和才能万事兴。

 

根据史料分析，老子大约诞生于公元前580年—前560年的春秋时期，与孔子、孙子是同时代人。老子的道学思想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孔子编写的《春秋》一书大约在公元前480年，与老子的《道德经》之间相差50年左右。季梁关于“忠于民”“民为神主”的道学思想出现在公元前706年，比老子的道学理论早近180年。

 

季梁的“道”与老子的“道”主要区别还不仅在时间年代上，更主要的是实质内容和理论方向，老子的“道”是无形无影的虚无世界；而季梁的“道”是“忠于民”“民为神主”，具有实质内容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即使在27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完全可以与“为民”的先进思想相媲美，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素书》以“道”作为全书的总领，是建立在季梁的道学基础上的，前提都是“忠于民”“民为神主”。

 

但是，《素书》的“道”与季梁的“道”也有所不同，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在讲过老子的“道”，季梁的“道”之后，现在开始讲黄石公在《素书》中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