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饥在贱农，寒在惰织。”

 

“贱”与“贵”相对，一般泛指地位低下或行为卑鄙，这里是指鄙视、轻视。

 

“惰”有两种解释：一是懒；二是懈怠。例句有： “避其锐气，攻其惰归。”（《孙子兵法·军争》） 意思是避开敌人开始时的锐气，等待敌人疲惫退却时再攻击他。

 

“饥在贱农，寒在惰织”是说轻视农业生产，不愿意养桑织布，就会没有饭吃挨饿，没有衣穿受冻。

 

“民以食为天”，穿衣吃饭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挨饿受冻，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时用兵打仗首先要解决战马和士卒们的肚子问题，兵家有句术语： “用兵打仗打的就是后勤。” 翻开古今中外战争史，许多仗打不赢都是因为后勤保障跟不上，缺吃少穿导致的；许多仗打赢了，就是因为首先打掉了敌人的后勤，或者是切断了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前方战士没有饭吃，就没有了战力，战斗的结果是只输不赢。而老百姓没有饭吃，就会无所顾忌，历史上发生许多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饥饿引发的，饥民所以造反，原因就是因为肚子饿。

 

所以，历代的明君圣主和有识之士，都把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列为头等大事，把扩大耕种面积，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放在治理国家的首位。

 

《齐民要术》的“序”言中说：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秦孝公继位之后，为了使秦国强盛，决定采纳商鞅的改革方案，把变更法制、整饬刑法、致力农耕作为治国的主要策略。对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在耕田织布中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免除本人徭役和赋税。史料记载，经过十年，秦国出现了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的大好局面，为秦朝统一六国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人尝到了以农为业、贵农富农的甜头之后，即使在秦始皇即位之初，为了保证军需民用，仍然坚持以农为本、贵农兴农的国策。

 

《史记》记载：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元年，有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找到秦王，建议秦国凿穿泾水（今泾阳县西北25公里处），从中山起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沿着北山向东流入洛水，全长300余里，用它来灌溉农田，粮食产量就能成倍增长。秦王对郑国的建议十分赞赏，就命他来主持这条水渠的施工。历经十年，这条水渠建成之后，引来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约合现在的4.2万亩），收成每亩有六石四斗（原先只有一石多），翻了几番。于是关中地区成了肥沃的良田，没有了灾荒年头，秦国因此而富足强大，在其后吞并诸侯各国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就把这条水渠称作“郑国渠”。

 

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郑国来秦国的最初意图并不是为了帮助秦国发展农业，而是韩国担心秦国强大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企图通过“劳民伤财”的水渠修建，达到消耗秦国实力的目的，所以派郑国充当间谍来游说秦王修建水渠。在工程建设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计谋，准备要杀掉郑国，郑国说： “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 意思是：开始我来做间谍，现在看来，水渠修成也使秦国获得利益呀。秦王认为郑国说得有道理，非但没有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持施工，直至完工。

 

孟子 关于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整治好耕地，赋税收轻点，是可以使百姓富足的。百姓家粮食像水火那样充足，怎么还会有不仁爱呢？

 

因此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强国富民的大问题，只有农业发展了，粮食增产了，吃穿不愁了，农民富裕了，才能谈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建设，国家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否则，一切都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