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认为，即使成为“得道”之人仍然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你这个“得道”之人要有“腾达”的机会，有了机会，而且能够把握，那么，你的才智和“道行”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应用，所得之“道”才能起到救世济民、治国兴邦的作用。

 

《素书》说：“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世。 ”

 

解读这段话的意思是：得“道”的贤人君子虽然能通晓国家兴亡的道理，了解事业成败的规律，知道如何治理混乱的形势，懂得如何除弊兴利的方法，但仅此是不够的，还要去做、去实行，才能使你的才智发扬光大。但无论去做，还是去实行，都要有适合的环境和时机，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在条件成熟，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和空间时，你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并且获得成功；从而立功受爵、名垂后世。如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就不要勉强，宁愿深居简出，淡泊终生。

 

有史以来，许多有才能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由于生不逢时，或者是际遇不佳，只能空怀才识，发出“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感慨。所以说，“ 时也，命也，运也 ”这句话还是有一定哲理的。

 

例如《素书》作者黄石公，虽然“其道足高”，但由于所遇非时，也只能隐姓埋名，“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自知年老体衰，任何机会对自己都不会产生作用时，只好“没身而巳”，然后暗中寻觅，将自己所学传于贤人君子张良，替代自己完成未竟事业。

 

在历史上，所谓“非时”者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孔子，孔圣人很有才能，创立了一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理论。可惜的是孔老夫子所遇非时，在当时那个年代，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孔子的“治国”理论根本无人问津。不过孔老夫子并不安分，没有像黄石公那样“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而是带了几个学生周游列国，四处宣讲自己的治国理论，想要得到别人认可，自己得到重用。可是跑来跑去，依然是一无所获。根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国受到排斥，在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被围困，到了50多岁也没有跑出一个名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意思是：孔子探索依循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却抑郁无处施展，没有人任用他。

 

虽然在历史上像黄石公、孔子这样怀才不遇、遗憾终生的大有人在，但同时也有许多才高八斗、豪志云天的贤人君子如《素书》所言：“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机会来临时，做到“时至而行，得机而动”，最终“位极人臣”，成就“绝代之功”者也非屈指可数。例如大家熟知的除了助周伐纣的姜子牙之外，还有一个典型就是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诸葛亮。

 

诸葛亮是中国人的智慧化身，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管仲、乐毅之能，他“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是一个黄石公理想的“贤人君子”。所以徐庶赞誉他为“ 盖天下一人也 ”。司马微则认为孔明“ 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 ”。

 

虽然诸葛亮怀有济世奇才，但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纷争的年代，他并没有“得机而动”，像孔子那样四处奔走，八方应聘，而是脱身于红尘凡俗之外，隐身于村野林水之间，“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不过，《素书》中“以待其时”的“时”，并不一定指的是时间、时机、时候。“以待其时”，有时指的是“以待其人”。常言道：“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姜子牙在渭水垂钓，他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钓鱼，而是“等人”，等谁？等周文王请他出山，灭纣兴周。而诸葛亮隐居隆中“以待其时”，实际上也是“等人”，而他等的是刘备。

 

就当时而言，东汉末年天下混乱，群雄并起，山头林立，如果诸葛亮单纯为了找个单位上班，混一碗饭吃，他大可不必在隆中躬耕桑田，无论是北边的曹操，还是南方的孙权，即便是身边的刘表，只要他愿意去，都会受到欢迎，得到重用，混得一个好出身。但他为什么既不投靠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不依附根基牢隐、国险民附的孙权，甚至连荆州刺史，自己老婆的姨夫刘表都没有放在眼里，单单看中了一个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被曹操追杀得无立足之地，只能在刘表的屋檐底下讨生活的刘备呢？

 

这就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因为诸葛亮与姜子牙、张良是同一类人，都是有大志向、大抱负的人，他们选择的主人必须是人中之龙，能够建基立业的一代伟人。诸葛亮认为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野心勃勃，自从击败袁绍之后，更是兵多将广，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曹操过于奸诈，喜怒无常，疑心过重，终归难以共事。而孙权雄踞江东，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也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而身边的刘表，虽然与诸葛亮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但由于此人不但胸无大志，而且心胸狭窄，虽然“ 外貌儒雅，而心多猜忌 ”，所以诸葛亮根本就看不起他。

 

当然，诸葛亮在隆中等刘备，并不是被动坐等，据史料记载，在“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和诸葛亮就曾经见过面，后来又经徐庶推荐，才有了后来的“ 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

 

诸葛亮在隆中“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结果等来了他需要的刘备，其后他“时至而行，得机而动”，谦恭地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不失时机地辅佐刘备，终究成就了蜀汉大业。

 

“道”的内涵虽然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季梁作为“道”的理论创始者，并没有给后世留下有关“道”的论著，仅在史料中见到“忠于民”和“信于神”寥寥数字的资料。好在事隔500多年之后，黄石公对季梁“道”的理论和“忠民”思想进行了阐述，不仅充实了原则性的“德、仁、义、礼”等内容，还罗列了与这些原则内容相关联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