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素书》的《王氏注》认为： “行高以修其身，言微以守其道；若知诸事休夸说，行将出来，人自知道。若是先说却不能行，此谓言行不相顾也。聪明之人，若有涵养，简富不肯多言。言行清高，便是修身之道。” 王氏对“高行微言，所以修身”作了深入的解读，认为官员的修身之道，便是“言行清高”。

 

什么是高行微言？高行微言就是言行清高。什么是言行清高？言行清高就是言行一致，就是多做事，少说话，就是做了再说，而不是说了再做。

 

孔子说： “巧言令色，鲜仁矣。” 讲的就是那些只会花言巧语，夸夸其谈，大事张扬的人。这些“巧言令色”者如果是普通百姓，充其量不过是讨人烦厌的人，对社会、对他人不可能造成太大的危害。而一旦这些讨人烦厌的人是身居上位的人，其必然导致为祸百姓，失信于民。

 

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劳民伤财、胡说八道的“吹牛皮”运动。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等蛊惑人心，违背科学规律的标语口号竟然赫赫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是亩产千斤棉、万斤稻的虚假报道连篇累牍；所谓的高产卫星遮天蔽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制造这些谎言和泡沫的竟然是那些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吏，而相信和支持这些谎言的竟然是国家最高领导者。

 

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丽神话成为可望而不即的空中楼阁之后，老百姓对你“先说却不能行”的言行不一产生了不满和抵制。

 

执政者不仅决策要谨慎，平时说话也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因为你或者是说者无心，而他人却有可能是听之有意。在历史上，“高行微言”的典型当属唐太宗李世民。

 

根据《贞观纪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 朕每天坐朝，要想说出的一句话，就要考虑这一句话是否对老百姓有益，对国家有益，朕实在是不敢多说话呀！ 贞观八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岂是随便的事情，一般百姓一句话说不好，就有人记住它，成为他的耻辱和累赘，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说话更不能有什么疏忽。国君信口开河危害特别大，难道会和百姓随口说话后果一样吗？

 

对太宗的“高行微言”，大臣魏徵赞赏说：君王处于天下最高之位，如果说话失误，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天下人都会看见，确实是要像陛下这样兢兢业业，谨戒慎重的。

 

“高行微言”这句话的重点在“微言”，常言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话说多了，就难免会漏“风”，漏风的话往往就是惹祸的根源，这在历史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言语不慎招灾惹祸的事例是屡见不鲜。

 

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多了肯定会有失言的时候。但有话又不能不说，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说话要谨慎，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微言”不是要你不说，而是要你少说那些废话、套话，少耍嘴皮子，多干实事，千万不要学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毛泽东有两个女儿，取名李敏和李纳，这两个名字的出处就在孔子《论语·里仁》一文：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纳于言”就是少说话，“敏于行”就是做事要敏捷。毛泽东是读史大家，他从瀚如烟海的古文里选用“敏”与“纳”作为女儿的名字，可见他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以后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有人曾经对“行”与“言”做过研究，结果发现会说的不一定会做，会做的不一定会说，既做得好，又说得好的并不多见。有一个《两只母鸡》的寓言说的就是这种现象。说有两只母鸡，一只会生蛋，但不会叫；而另一只母鸡只会叫，不会生蛋。每当生蛋的母鸡生完蛋后，那只会叫的母鸡就“咯、咯、咯”叫个不停，结果主人误认为鸡蛋是那只会叫的母鸡生的，所以对它另眼相看，并把那只会生蛋的母鸡宰杀后炖了一锅鸡汤。又过了几天，当主人连续听到鸡叫，但再也没有见到鸡蛋之后，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可惜已经悔之晚矣。

 

行胜于言。所以《素书》要求明智的国君大臣，面对那些能言善辩的人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不仅凭他说得多好，还要看他做得有多好。

 

认真做事，老实做人，高行微言，安然恬静，就能修身陶性、人尊人敬。所以《素书》教人要做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的智者，不要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的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