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这一句中的两个“相”可以作两种解释：

 

一是互相。成语有“互不相容”。

 

二是相加。成语有“拳脚相加”。

 

“同贵相害”是指同为身处高贵地位的人，为了权力或财富，相互之间进行攻击、陷害。是“内耗”的意思。

 

在历史上，这种“同贵相害”的案例充满着刀光剑影，触目惊心。如伯嚭谗言伍子胥、赵高殊杀李斯等。

 

但是，在历史上并非所有“同贵”的人都是彼此倾轧，互相残害的，同样有许多“同贵相亲”的典型，他们在是非面前，在关键时刻，能够顾全大局，舍弃个人恩怨，互相帮扶；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坚持原则，挺身而出，秉公直言，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含冤负屈，身处逆境的同僚仗义执言、鸣冤叫屈。

 

汪辉祖在《官箴》一书中认为：同朝为官，共同为君主尽忠谋事。如果相互提携，遇到困难同舟共济，那么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但是如果为了一时的意气而相互谩骂，明争暗斗，那么大家都会因此受到损害，作为官员应该知道其中的道理。

 

唐德宗兴元元年，北方水灾、旱灾、虫灾不断，粮食几乎绝收，农民流离失所，朝中大臣纷纷下到各州县赈灾济民。但此时却有人诬告镇海节度使韩滉在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聚集兵力，修了五座石头城，准备造反。德宗接到举报，对韩滉的忠贞起了疑心，他征求大臣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为人公正忠诚，‘泾原兵变’发生后，韩滉为了起运漕粮支援中央军队，亲自到江边背粮装船。并激励将士们说：‘天子如今蒙尘，这是我们做臣子的耻辱！’韩滉一向清贫廉洁，他的府第狭小，破败到不能避风躲雨的程度，他还不肯修葺；但他支持中央却慷慨大方，自从陛下圣驾在外，韩滉的供应源源不断，这是陛下亲眼所见，这样的人难道会谋反吗？”

 

德宗又问：“韩滉既然忠心不惑，那他为什么要修石头城？”

 

李泌说：“韩滉所以要修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战乱不断，考虑到陛下可能南下，所以修城作迎驾的准备罢了。这是做臣子的一片拳拳忠心，怎么能把它当成罪过呢？”

 

紧接着，李泌又说：“韩滉性情刚烈，不阿附权贵，又有偏激严苛的缺点，所以得罪人很多。他的儿子韩皋现在陛下身边做员外郎，因为有人弹劾父亲，竟不敢提出要归家省亲。不过，请陛下放心，臣保证韩滉绝没有谋反之心。”

 

德宗说：“韩滉的儿子尚且害怕受到牵连，你何苦要保他呢？”

 

李谧说：“因为我对韩滉十分了解，所以我愿意保他。”

 

德宗说：“朕正要重用你，你还是谨慎一些，不要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左，众口铄铄，朕怕你保不了韩滉反使自己受到连累，你还是回去好好想一想再说吧。”

 

但德宗没能说服李泌，李泌回家之后，立刻写好奏章，愿意以自己一家一百余口人的性命来担保韩滉。

 

奏章交上去后，德宗压住不发，再次召见李泌，对他说：“你还是不听朕的劝告，硬要保韩滉。朕虽然能理解你与韩滉的友谊，但你岂能不顾自家百口人的性命！”

 

李泌正色回答说：“陛下，臣纵然不顾百余口家小的性命，也不会为了袒护私情而辜负陛下的愿望，我承上奏章实在是为朝廷着想。”

 

德宗疑惑不解地问：“怎么是为朝廷着想？”

 

李泌说：“现在，关中、关东到处发生旱灾，关中的米价已上涨一百倍，一斗米要一千钱。老百姓嗷嗷待哺，但朝廷粮库已空空如也。北方虽然歉收，江南却是连年丰收，官粮充足，为赈济北方，必须要从江东调运大批粮食。只要陛下尽早发下臣担保韩滉的奏章，制止住那些诽谤他的流言蜚语，再令韩皋归江东探亲，那么韩滉就会因为感激皇上，迅速运来大批粮食。而且，韩滉在江东极有威信，我相信，他带头运粮后，必然引起连锁反应，江东的粮食会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陛下，我担保韩滉难道不是为朝廷着想吗？”

 

德宗终于被李泌说服，随即发下李泌奏章，并批准韩皋归家省亲。临行之际，德宗召见韩皋，对他说：“告诉你的父亲，朝廷中有一些攻击他的流言，朕已知道其中曲折。朕完全相信你父亲的忠心，请你父亲不要顾虑多心，以免损害我们君臣间的信任。”

 

韩皋激动得连连叩头称谢，德宗又说：“现在北方灾荒严重，首都地区粮食尤为紧张，你和你父亲一起筹办，尽早把粮食运来。”

 

韩皋回到润州，把德宗的话转告给父亲，韩滉感激涕零，当天就亲自带人赶到江边码头，发运粮食十万斛。五天后，他又发运第二批粮食，并让韩皋随船押运回朝。

 

随后，江淮各道的大员们也纷纷效仿韩滉，向朝廷进贡大批粮食，有效缓解了北方的灾情。德宗得到消息后，召见李泌，连连称赞：“爱卿果然有远见。保了一个韩滉，救了关中无数百姓。”

 

事实证明，“同贵相害”是有的，但“同贵相亲”也是有的，《素书》讲的“同贵相害”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忽视的现象，世人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同贵”的人，都是钩心斗角、相互攻讦的。所以，我们评价历史应客观公正。

 

“同行相忌”的意思是同一个行业的人会互相忌妒。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不过，这里的“同行”的“行”指的并非是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而是对上层社会的泛称。历史上有一个“文人相轻”的典故就是“同行相忌”的代表。

 

湖州人臧寿恭、严可均两人，都自称精通儒学经典，很有学问，但双方之间谁也看不起谁，都认为对方不如自己。湖州太守杨岘拜臧先生为师，严先生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杨太守从长兴（臧先生住地）返回，船停在城外时，发现旁边的船上有一人正在饮酒，仔细一看，原来是严先生。就问他从哪里来，严说到乌程（严先生住地）去拜访老师，杨太守十分惊异，心想，严先生这么有学问的人，还要到乌程去拜访老师？就问道：“难道乌程全村人都是老师吗？”严回答说：“难道你以为天下只有臧寿恭一个老师吗？”以后的一天，杨太守问臧先生：“严先生这个人的学问怎么样？”臧先生回答说：“粗略懂点《三字经》吧。”对这个典故，魏主曹丕有八个字评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这对所有的文人来讲，显得有些不公平，但这种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