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牧：管。古代封建统治者对民众的管理称作“牧”。例句有： “失牧民乏术。”（《汉书·元帝纪》） 意为缺少管理民众的方法和手段。

 

“集”在这里并非是集中、集体、会集，而是成功的意思。例句有： “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今日之事幸而集”说的是晋国政治家叔向为了和解与秦国的紧张关系，所达成的弭兵会盟。“幸而集”就是所幸获得成功。

 

“绳”是指法则。例句有 “王道有绳。”（《商君书·开塞》） 成语有：“绳之以法”。

 

“刑”是刑罚、刑法。《商君书·去强》篇中有 “以刑去刑国治” 句。

 

“散”是分开，也可理解为失败，与集相对，如解散、散伙等。

 

“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如果能做到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管人，以德成人，国家就会出现政资治化，德致清明的大好局面；相反，治理国家完全依靠酷刑厉法，民众就会因为惧怕而人心涣散，国家就会产生鸡鸣风雨、龙战玄黄的不安定因素。

 

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孔子的意思是：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孔子又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法治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北宋年间，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张咏出任杭州知州，由于历年杭州地区年岁不佳，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私下贩卖食盐维持生计，官府为此拘捕了数百人。在宋代，食盐属官方专营，严禁民间私自贩卖，违者必须法办。宋太祖时就有明文： “官盐阑入禁地贸易至十斤，煮碱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奏裁。”

 

按照法令，被拘捕的数百人都将受到法律惩处。然而，新任知州张咏决定对这些犯人从宽处理，全部释放回家，下属官员对张咏的做法大都不以为然，劝告张咏：“若不依法严惩，恐怕难以禁住私盐买卖。”张咏回答说：“钱塘十万户人家，十有八九面临饥饿，要不私自卖盐活命，就可能蜂聚为盗贼，这样对社会危害更大。由于饥荒，权且宽恕他们，等到年景好了，百姓不再挨饿了，还是要依法禁止贩卖私盐的。”

 

治理国家是靠“德”还是依“法”，在历史上是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争论的焦点。现在看来，简单地用“德”或“法”作为唯一的治国方针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治理国家既要德怀天下，关心民众疾苦，而制定法律法规，用以约束不法者的行为，达到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同样也是德，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例如张咏赦免了数百私自贩卖食盐的民众，好像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所谓合情，就是合乎当时的特殊情势。由于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出现大面积饥荒。民众为了活命，不得不贩卖私盐，借以换取生存食粮，此乃情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故意犯罪，所以情有可原。

 

所谓合理，就是合乎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常理。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生命遭遇饥饿而濒于死亡的时候，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都可以想方设法进行自救。生存是硬道理，当道理与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道理”更合乎人性。

 

所谓合法，就是法律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当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九死一生，无以为继的时候，为了活命，所有的“法”都是可以变通的。此时，如果仍然以“法”的名义，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依法惩罚他们，这种法律还能起到保护人民的作用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值此非常时刻，张咏“牧人以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不仅救济了灾民，同时也稳定了社会。相反，如果张咏不分青红皂白地“绳人以刑”，不仅许多灾民会饥饿而亡，而且也极易激发民变，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事实上，张咏认为饥荒过了之后，对私自贩卖食盐还是要依法惩处的，当时只不过是为了缓解饥荒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咏的行为是符合用法律来保护人民的初衷和《素书》中“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