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素书》原文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一千三百六十字,是一本类似“语录”体的书,相传是秦朝末年著名的隐士黄石公所著。《素书》语言高度凝练,内涵极其丰富,对人世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趋势观察细微、体会深刻;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学会为人处世、理家经国、趋吉避凶、成就大业总结出一整套法则和经验。
德高望重
原文:“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俊”是由五个方面所组成。
 
1. 德足以怀远
 
“德”是指人的品行、品质,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荀子对什么是德,有一个深入浅出的表述:“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非十二子》) 一个人举止谦恭,不耻下问;不会的东西认真研究,虚心向学;有了知识,学有所成,能够应用在治国理政、为国为民上,这就是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所以荀子认为,问、学、让就是德。
 
正确解读“德足以怀远”,还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怀”?“怀”有多种解释,人的前胸也叫作“怀”,“怀”还有“揣”的意思。但在《素书》里,这个“怀”字的意思是“归向”,指的是怀念和人心归属。例句有:“ 德乃降,黎民怀之。”(《尚书·大禹谟》) 意思是,德惠能下施于民,民众就会怀念他、归附他。
 
“远”则是长久的意思。
 
“德足以怀远” 的意思是指品质优秀、有德于民的“贤人君子”,老百姓就会拥护他,即使是远方的民众也会闻风而归,成为他的拥戴者。
 
“昭德塞违”,德高就能望重。一个德行高尚、施德于民的“贤人君子”,就会有很高的知名度。知名度高,“粉丝”就多,号召力就强,就会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这是成大事者的首要条件。
 
史料记载,商朝后期由于纣王无道,各诸侯国均有反叛之意。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了推翻商纣王朝,他遵循先祖后稷、公刘的事业,仿效古公、公季的办法,厚重仁义、尊敬老人、慈爱少辈;对待贤能的人,态度十分诚恳谦卑,也很有礼貌;工作到中午都没有时间吃饭,仍然接待来自各地的士人。由于姬昌“以德行政”的声誉很高,所以许多士人都来投靠他、归顺他,甚至连隐居在孤竹的伯夷、叔齐都前往投奔他,而在纣朝为臣的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一类贤人也纷纷归服他。殷纣的宠臣崇侯虎诋毁、陷害姬昌,在纣王面前奏报: “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周本纪第四》)
 
崇侯虎一句“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就是对“德足以怀远”的最好注释。

2. 信足以一异
 
“信,诚也。”(许慎《说文解字》)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诚”与“信”是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是做人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正直诚实、言而有信的人,必定会有美好愿景。
 
异:不同,例句有: “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 “一异”,就是不变。
 
张商英在“信足以一异”这句话之后的注解是: “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 意思是,如果天不守信,春夏秋冬四时季节就会混乱,而人不守信,就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诚”和“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对执政者来说,更是如此。孔子在谈到执政者如何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时说:“民无信不立。”如果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讲诚信,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曾参是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是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曾参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诚实守信,关于曾子“杀猪”,说的就是他信守承诺的故事。
 
有一次,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去办事,年幼的孩子吵着也要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他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曾参的妻子走后,曾参果真将家里的一头猪杀了。曾参妻子回来后,见曾参把猪杀了,就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在家等我,才说杀猪烧肉吃,你怎么能当真把猪杀了呢?”曾参说:“说出来的话,都是要当真的,无论大人孩子,都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今天你欺骗了他,明天他就学你的样子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那么,今后他也就不会信任你。长此以往,哪里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曾子的故事说明: “君子寡言,言必忠信。” 君子说话不在多,在于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只有诚实守信,你才可能得到别人的拥护、信任和服从,你才有可能统一大家的不同意见,进而统一众人的意志。
 
3. 义足以得众
 
“义”是“正”,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义正词严”指的是用严厉的措辞说明正确的道理;“义不容辞”就是面对正确的事情绝不推辞;而“见义勇为”则是说不怕危险,不怕困难,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勇敢地去做。孔子认为:一个人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
 
孔子认为,为了义要不怕牺牲,勇敢面对;而孟子则认为,为了义应舍生忘死。孔子和孟子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只要有了强烈的正义感,就不会见利忘义,就会 “赏不先于身,利不厚于己。” 就会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喜乐共用,患难相恤;就会得人心,受人敬,成大事。
 
由于“义”代表着公正和正义,所以在历史上,许多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反击外敌入侵的民间组织,就以“义”为号召力,达到唤醒民众、聚众举事的目的。他们树立起“义”的大旗,号称义军、义师,所进行的是义战,如“义和团”“义勇军”等。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他们无论是会集在“聚义厅”,还是集中在“忠义堂”,两者都有一个“义”字,他们也是在“义”字的大旗下招徕天下英豪,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惩贪除恶,成就一番事业的。
 
“义足以得众”是什么意思呢?《素书》对“义”的定义是: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这里的“所宜”就是公正合宜;而“立功”指的则是成功、可以、能够。“义足以得众”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上位的人,要有正义感,对下有仁义之心,做到义不负心、明辨是非、功过分明,就能服众,得到众人的敬佩和拥护,事业就能获得成功。
 
但在历史上,“义”的名望最大者莫过于关羽。关羽生前跟随刘备南北转战,屡立战功,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特别是当他被曹操俘获后,不为金银美女、高官厚禄所动,坚持操守,忠心义胆的行为更是为人称道。但仅此,关羽远不可能成为历史上“义”的代表,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神圣。那么,关羽又是从何时起被尊为神的呢?关羽被尊为神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羽死后四十一年(260年),刘惮追封关羽为“壮缪侯”。此后,关羽为“侯”800余年并未得到升迁,直至1102年,风流天子宋徽宗突然心血来潮,加封关羽为“忠惠公”。仅过了6年,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由“侯”而“公”,由“公”而“王”,6年关羽连升两级。自此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十二帝,700余年共对关羽进行了16次册封,到清朝顺治帝的封号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不仅为“帝”,还与孔子并肩成“文武圣人”。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处心积虑、不厌其烦地拿关羽大做文章呢?分析认为:统治者拔高关羽是假,是迷惑人的幌子,而利用关羽的忠心义胆而愚弄百姓才是真。
 
儒家认为,“义”有正义、仁义、忠义。而以上“三义”的内涵是不同的。“正义”的应用较为广泛,属于人的基本道德范畴;而“仁义”指的是上对下,即上位者对大众百姓的仁爱;而“忠义”则指的是下对上,即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行为态度。
 
显然,由于“义”有“一上一下”的解读,所以历史上才有了淡化“仁义”,吹捧“忠义”,拔高关羽的事情。其目的都是因为身居上位的统治者,既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企图把自身置于“仁义”之外。所以他们才不惜采取愚民政策,把死后的关羽抬出来当“虎皮”,以关羽的所谓“忠义”引导民众忠于皇权,把自己应当向民众施行的正义、仁义改变为民众对皇权的忠义。
 
所以说,在讲“义”时一定要区分正义、仁义、忠义的属性,只要坚持正义,施行仁义,才能达到《素书》中“得众”的效果。
 
4. 才足以鉴古
 
“才”是指一个人的才能和本领。
 
“鉴”是镜子,例句有: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新唐书·魏徵传》) 同时,“鉴”还可以作“借鉴”或“教训”讲,例句有: “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书书》)
 
“才足以鉴古”是指真正有才能的“贤人君子”,能够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以古为鉴,是指把前人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当作一面镜子,成为自身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鉴戒。
 
鉴古知今,是说凭借历史的经验和规律,能准确预知现在已经发生或尚未发生的事情。
 
以上两种解释,“才足以鉴古”属于哪一种呢?按理说,后一种“鉴古知今”更符合《素书》作者的本意。理由是:“以古为鉴”是认识,“鉴古知今”是行为;正确的认识需要深刻的理解,而正确的行为则需要超凡的智慧和超强的毅力。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以古为鉴,鉴古知今”的并不多,他们有的虽然熟读历史,对历史上发生的国家兴衰、政权更迭了然于胸,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成为执政的鉴戒,而是继续重复前朝败亡的故事。
 
“鉴”的本意是古时盛水的青铜大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 “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 清代学者徐灏说: “鉴,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 意思是说,“鉴”字原先是指青铜盆,由于可以照见人的形貌,所以就把这个“鉴”转称为“镜”。“鉴古”,就是把历朝历代的成败得失汇集起来,作为现实中的镜子,加以对照,以便从中寻找到最为适宜的治国理念和更好的治国方法。
 
在历史上,将《素书》中的“鉴古”加以完善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李世民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 “夫,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徵一鉴亡矣。”(《新唐书·魏徵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是李世民重要的执政理念。他登上皇位之后,经常不断地与大臣们探讨隋朝兴亡的原因,总结隋朝的经验教训,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许多强国富民的政策。如坚守诚信、以法治国,重贤纳谏、整顿吏治,惩贪肃鄙、节约俭朴,培养人才、重农奖耕等,都深孚众望,深得民心,得到了很好贯彻,收到了极好效果,成就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强盛的“贞观之治”。
 
根据以上分析,能够达到“才足以鉴古”的人必须是:既博学多才,通古博今;又能以古为镜,鉴古知今。将前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经验,不断总结提高;将前人的失败当作自己的教训,时刻引为警戒。同时还能先知先觉,预知未来,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
 
5. 明足以照下
 
“明”是亮,与“暗”相对。《说文解字》对“明”的解释是“ 照也。 ”“照”与“亮”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只有“亮”才能有“照”。
 
《周易》里说: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现代有人对孔颖达这个注疏解读为:“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这个解释与古人的本意是否相符?是否过于实用和牵强?尚有待探讨。
 
“日月”为“明”。古人对“明”的认识就是明亮。高挂在官衙大堂上的“明镜高悬”四个字,意思就是明亮的镜子高悬在堂上,对堂上的官吏和堂下的人和事都照看得清清楚楚,从而达到依法办案公公正正、明明白白。乾清宫正中的皇位上方高挂着一幅写有“正大光明”四个大字的牌匾,其中的“正大光明”又是什么意思呢?
 
“正大光明”一词出自朱熹,原文是: “大抵圣贤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达。” (《答吕伯恭书》)意思是,所有圣贤的心境都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像太阳光芒一样普照四面八方。(“洞然”,即“明亮”。语出明·归有光《项脊轩志》:“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可见,“正大光明”的意思,就是光明下照,普育万物,表示皇家帝王德惠万民,皇恩浩荡。
 
“明”的应用十分广泛,除了以上“亮”和“照”的解释之外,还可作出其他不同解读。例如,形容人精明的词语有“明察秋毫”;形容老年人的视力好,通常用“耳聪目明”;赞美一个人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往往会用“深明大义”来形容;称赞一个人接受能力强,又很有智慧,就会用上“聪明睿智”这个词。同时还有明白、明了、明确、明知,明火执仗、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素书》中的这个“明”又该作何解释呢?
 
《素书》中的“明”是与“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素书》中的“明”就是明亮的“明”。“明足以照下”这句话的意思应是:贤人君子的行为要像照射在大地上的太阳一样,既光芒四射,普照人间,又和煦温暖,孕育万物。
 
以上五条是“俊”的要求,《素书》认为,一个人具有端庄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既诚实守信,又坚持正义,施行仁义;不仅知识渊博,鉴古知今,而且光明正大,心怀坦白,就像天上的太阳那样,普照四面八方,就达到了“俊”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贤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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